“这部电影的台词为什么这么少？”
“因为上部电影上映时，我接受了太多的采访。”
事实上，《我要复仇》的剧本早在《共同警备区》之前就在写。如今想来，在众多剧本中偏偏选择了这一部，很可能是之前接受太多采访而留下的采访综合征所致。正因为如此，我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连为数不多的几句台词也去掉了。有些人说这部电影的真正魅力就是台词少，但这等表扬真不是我应得的，这要归功于当年让我费尽口舌的记者老师们。
比如，像柏林电影节，从智利到丹麦，能够见到来自无数个国家的众多记者。每天要面对三十名记者，感觉自己都快成自动点唱机了。记者犹如投下一枚硬币后按下曲目选择按钮般抛出提问：“真的是在板门店拍摄的吗？”然后我就像背诵预先输入好的答案一样回答：“哦……我的记者先生，如果真能在板门店拍摄，那又何必拍这种电影呢？啊，难道您不这么认为吗？”
然后再说拍照。最近，韩国平面媒体的版面设计越发华丽，电影导演们也纷纷被商品化，以前那种端坐着拍摄的场面几乎消失无踪。即使是风格文雅的日刊，也要求导演们做出在路灯下边抽烟边冥思苦想的样子。因为不听话的演员或工作人员，吃过一两次苦头的导演们，自然会乖乖地按照命令行事。所以我也曾将手举向天空，用手指着远方，露出灿烂的笑容。
但真正让我感到痛苦的还是语言。记者们从来不会这么问：“将《我要复仇》中的诱拐犯设定成听觉障碍者的理由是什么？”他们一定会问：“将《我要复仇》中的诱拐犯设定成听觉障碍的人，是不是为了表现他与世隔绝，乃至某种根源性的不可沟通？”这让我感到很痛苦。这话说得倒没有什么错，只是我不喜欢艺术的魔法被这种话语概念化。而且，申河均那惟妙惟肖的听觉障碍演技，并非用这么一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不过，既然不能说这句话错了，那我只能含糊其词地回答：“啊……对……是的。”不承想三天后，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刊登了这样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