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走出非洲(精装)

第七章 贵族拓荒者

字体:16+-

对伯克利·科尔和丹尼斯·芬奇·哈顿而言,我家就是个共产主义机构。家里的每件东西都属于他们,并且他们以我家为傲,感觉缺些什么都往家里搬。他们为我带来上等的红酒和烟草,还从欧洲弄来书籍和唱片。伯克利开车载满火鸡、鸡蛋和橙子,从他自己在肯尼亚山的农场过来。他俩都有雄心壮志把我打造成像他们一样的品酒家,为了达成这项使命不遗余力。他们对我的丹麦餐杯和瓷器都极感兴趣,常用我家所有的玻璃杯在餐桌上搭出闪亮的大金字塔,一个摞着一个,两人喜欢欣赏这一景致。

伯克利住在农场时,每天上午十一点要去森林里喝一瓶香槟。有一次他在向我告别时,除感谢在农场度过的时光之外补充说道,这幅图画里有一块阴影,因为我们在树下喝酒时用的是粗糙俗气的玻璃杯。“我知道,伯克利,”我说,“但我没剩几个好的玻璃杯了,而且仆人们每次要拿着好杯子走这么长的路,总是会打碎。”他严肃地看着我,握着我的手。“但是,亲爱的,”他说,“这还是很可悲。”于是之后,他把我最好的玻璃杯都拿到森林里去了。

伯克利和丹尼斯在移民非洲时曾让英格兰的朋友们深深惋惜,他们在殖民地又受到极大的爱戴和景仰——但他们依然是流放者,这很奇怪。不是哪个社会把他们丢出来的,也不是世界的某一处在驱逐他们,而是时代造就,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纪。除了英国,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能够创造出他们这样的人,他们是返祖现象的实例,他们所属的时代是更早期的英国——一个不复存在的世界。在当今的时代,他们无家可归,不得不四处流浪,最后他们来到农场。他们并不自知,反而对抛下英格兰的生活有种愧疚感,就好像朋友们都在任劳任怨地忍受义务,他们却仅仅因为厌倦就逃离了一切。丹尼斯谈到自己的年轻时代——尽管他现在仍很年轻、他的前景,以及英格兰的朋友给他的建议时,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皆大欢喜》中的哲人杰奎斯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