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受周禅，仍以开封为东京，累朝建设于此，故日增月异，极称繁华，洛阳为宋西京，退处屏藩，拱卫京畿，附带繁荣而已。真宗时，虽以太祖旧藩称“应天府”，建为南京（今河南商丘市），乃即卫城为宫，奉太祖、太宗圣像，终北宋之世，未曾建殿。其正门“犹是双门，未尝改作”(10)。仁宗以大名府为北京，则因契丹声言南下，权为军略措置，建都河北，“示将亲征，以伐其谋”(11)；亦非美术或经济之动态，实少所营建。
北宋政治经济文化之力量，集中于东京建设者百数十年。汴京宫室坊市繁复增盛之状，乃最代表北宋建筑发展之趋势。
东京旧为汴州，唐建中节度使重筑，周二十里许，宋初号“里城”。新城为周显德所筑，周四十八里许，号曰“外城”(12)。宋太祖因其制，仅略广城东北隅，仿洛阳制度修大内宫殿而已。真宗以“都城之外，居民颇多，复置京新城外八厢”(13)。神宗、徽宗再缮外城，则建敌楼瓮城，又稍增广，城始周五十里余(14)。
太宗之世，城内已“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15)；继则“甲第星罗，比屋鳞次，坊无广巷，市不通骑”(16)。迄北宋盛世，再接再厉，至于“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17)，其建筑之活跃，不可言喻，汴京因其水路交通，成为经济中枢，乃商业之雄邑，而建为国都者；加以政治原因，“乘舆之下，士庶走集”，其繁荣尤急促；官私建置均随环境展拓，非若隋、唐两京皇帝坊市之预布计划，经纬井井者也。其特殊布置，因地理限制及逐渐改善者，后代或模仿以为定制。
汴京有穿城水道四，其上桥梁之盛，为其壮观，河街桥市，景象尤为殊异。大者蔡河，自城西南隅入，至东南隅出，有桥十一。汴河则自东水门外七里，至西水门外，共有桥十三。小者五丈河，自城东北入，有桥五。金水河从西北水门入城，夹墙遮擁入大内，灌后苑池浦，共有桥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