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之初为东北部落，游牧射生，以给日用，故“草居野处，靡有定所”(126)。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并东、西奚，统一本族八部，国势始张。其汉化创业之始，用幽州人韩延徽等，“营都邑，建宫殿，法度井井”(127)，中原所为者悉备。迨援立石晋，太宗耶律德光得晋所献燕云十六州，改元会同（937年）建号称“辽”，诏以皇都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为上京，升幽州为南京，定辽阳为东京。辽势力从此侵入云、朔、幽、蓟（今山西、河北北部），危患北宋百数十年。圣宗统和二十五年（1007年），即宋真宗大中祥符之初，以大定府为中京（今河北承德平泉，内蒙古赤峰等地），又三十余年至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年），更以大同府为西京，于是“五京”备焉。
辽东为汉旧郡，渤人居之，奚与渤海皆深受唐风之熏染。契丹部落之崛起与五代为同时，耶律氏实宗唐末边疆之文化，同化于汉族，进而承袭中原北首州县文物制度之雄者也。契丹本富于盐铁之利，其初有“回图使”(128)往来贩易，鬻其牛羊、毳、罽、驰马、皮革、金珠、药材等以市他国货物，其后辽更与北宋、西夏、高丽、女真诸国沿边所在，共置榷场市易，商业甚形发达，都市因此繁盛(129)。其都市街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其中“邑屋市肆有续锦之作，宦者、伎术、教坊、角抵、儒僧、尼、道皆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130)。辽世重佛教，营僧寺，刊经藏，不遗余力，尝“择良工于燕蓟”。凡宫殿、佛寺主要建筑，实均与北宋相同。盖两者均上承唐制，继五代之余，下启金、元之中国传统木构也。
太祖于神册三年（918年）治城临潢；名曰“皇都”；二十一年后，至太宗，改称“上京”(131)。太祖建元神册之前，所居之地曾称“西楼”。“阿保机以其所为上京，起楼其间，号‘西楼’，又于其东……起东楼，北……起北楼，南木叶山起南楼，往来射猎四楼之间”(132)。盖阿保机自立之始，创建明王楼。初未筑成，其都亦未有名称。如“以所获僧……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壬戌上发自西楼”等(133)。“契丹好鬼、贵日，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134)。岂西楼时期，契丹营建乃保有汉、魏、盛唐建楼之古风；而又保留其部族东向为尊之特征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