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长途跋涉去看她时，经常在药房老板家里吃晚饭，出于礼节上的考虑，他觉得应该回请一次。
“何乐而不为！”奥梅先生这么回答，“再说，也该重新活动活动，我在这里都闷得快发臭了。咱们去看看表演，下下馆子，好好疯狂一下。”
“啊！亲爱的！”奥梅太太温柔地小声说道，她被他那些含糊其词的冒险计划吓到了。
“怎么？你觉得我总是待在这些挥发性的药剂中间，身体伤害得还不够吗！看吧，这就是女人的德行：她们嫉妒科学，然后反对这些最合理的消遣活动。不管怎么样，相信我。哪一天我就来鲁昂了，咱们一起扔‘钢镚儿’去。”
药剂师以前十分警惕这样的表达方式，可现在他也摆起了这种不正经的巴黎腔调，认为这才是最高级的品位。而且，就像他的女邻居包法利夫人一样，他好奇地向书记员打听首都的风俗，甚至讲起了俚语来蒙……平民，所谓的“窝儿”“摊儿”“俏儿”“飒儿”“布雷达斯追特”(19)，还有“我撤了”，表示“我走了”。
于是，一个星期四，爱玛出乎意料地在“金狮”的厨房里，遇见奥梅先生穿着一身出行的套装，也就是说披着一件谁也没见过的旧披风，一只手还提着一个旅行箱，另一只手上拿着居家的毛皮里子的暖脚套。此次出行计划他并未声张，他担心自己不在会引起公众的不安。
重游青年时代的故地，他想必非常兴奋，因为一路上他不停地高谈阔论。然后，车刚一到，他马上跳下车去找莱昂。书记员与他唇枪舌剑一番，也无济于事，奥梅先生硬是将他拉向了豪华的“诺曼底”咖啡厅。药房老板郑重其事，戴着帽子走了进去，他认为在公众场合脱帽太土里土气。
爱玛等了莱昂三刻钟。最后她跑到他的事务所，陷入了胡思乱想，骂他冷漠无情，又责怪自己软弱，她额头贴着窗玻璃度过了一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