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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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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维一

留声机也是洋玩意儿,可是咱们中国人并不管它叫“格拉姆风”。或许是当年引进这玩意儿的人知道自己既不能像语言大师林语堂把“幽默”译得那么传神,也无法像大诗人徐志摩把“雪茄”译得那么雅致,倒不如实实在在地起个中国名字,于是就叫做“留声机”。不管这个名字是谁给起的,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名字。

我不但喜欢留声机这个名字,而且从小就喜欢留声机这个洋玩意儿。人可以生生死死,可是借助留声机,声音却可以长驻人间。

我的第一架留声机是父亲用他一个礼拜加夜班翻译文章挣来的稿费买给我的。

那时候是五十年代,我还没上小学,当时没有电动马达作动力的留声机,我的留声机是靠手柄摇紧发条作为动力。唱头也不是靠电,而是靠唱针在音槽中的抖动,带动金属膜片震动空气发音。一句话,与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在原理上大同小异,只是不像他那个时代的留声机,支在半空中的喇叭高昂着头,神气活现的。我的留声机的喇叭是缩在机箱里面,显得含蓄得多,共鸣效果也还不错,低音尤其丰富。

有了留声机,还得有唱片,就跟有了枪,还得装子弹一样。可是形势一天比一天紧,找一张有意思的唱片还真不易。所以除了革命歌曲之外,我最先拥有的唱片是一套老家湖南的花鼓戏《刘海砍樵》,听得我莫名其妙。

然后是父亲的朋友送的几张解放前出版的老唱片。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张是马连良唱的,片子一开头并不是马先生的唱,而是一个令我这么大的小孩乍一听还真有些害怕的哑嗓儿,只听他大声喝道:“高亭公司特请马连良老板唱《空城计》头段!”接着是锣鼓点儿大作,然后才是马先生的一唱三叹。慢慢儿地,我也听出点味儿来了。荀慧生的《红娘》,周信芳的《徐策跑城》,程砚秋的《荒山泪》都入了我的收藏,他们大段的西皮流水或是二黄原板逐渐可以让我摇头晃脑了。有一阵子,我还真和几个小学同学商量着去投考戏曲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