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两位著名实业家，人称“南张北周”。“南张”指的是功盖东南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北周”指的是华北新式工商业的开拓者周学熙。
作为山东大学首任校长、袁世凯最为信任的财经大管家，周学熙曾经两次出任民国财政总长，但他最终选择了退出政界，全身心地投向实业。他呕心沥血，创建华新棉纺厂与耀华玻璃厂，以天津、唐山为中心，在中国北方苦心经营起一个庞大的周氏企业集团。周氏集团资本金额高达4 000多万元，在当时这几乎是一个天文数字。
楔 子
1895年4月的北京，紫藤花开，柳絮飞扬。自从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并赔款20 000万两白银的消息传出后，整个京城的空气中就充满了不安。此时，18行省上京参加会试的举人正在等待放榜，他们还没从让人窒息的科考中喘过气来，就被这个消息激得血脉贲张。
5月2日，周学熙与一位同考前往宣武门外的松筠庵，参加各省举子们的大聚会。会上，广东来的康有为、梁启超最活跃，他们不仅起草了18 000字的请愿书，而且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鼓动大家同赴都察院请愿。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公车上书”开始上演。
“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凡一统之世，必以农立国，可靖民心；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可侔敌利，易之则困敝矣。”
这些年，周学熙一边钻研八股，一边观察时局，他深知科举之途并不能救民于水火，但苦于找不到济世妙方。康、梁的这些话就像拨开了迷雾，让他心头一亮，看到一条崭新道路。
后来，有人报告说皇上已经在和约上盖了国玺。眼见大势已去，举子们便一哄而散。公车请愿未遂，但周学熙却下定了弃举业就实业的决心。这位29岁的官宦子弟，决定尽快赶往安徽建德（今东至县）老家，与回籍养病的老父好好地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