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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商:革命与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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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1869—1936),原名学乘,字枚叔,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史学家,民主主义革命者。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佛学、医学等等。

所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用中国老话说就是“绅商”,是从传统商人演化而来的新商人。过往几十年,我们习惯于蔑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以为这个阶级是一个矛盾体,既具有引领中国进步的革命性,又对旧势力总是妥协。革命性与妥协性矛盾交织,因而使近代中国总是裹足不前,循环往复。

传统中国,是一个由“士农工商”四个社会阶层构成的“四民社会”。其中,士的地位最高,排行第一;商的地位最低,排行最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状况,主要是因为中国商人传统太悠久了,能力太无敌了。

读《史记·货殖列传》,我们知道春秋战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拥有繁华的商业中心,商人成为那个时代的社会中心,引领时尚。更重要的是,中国商人似乎具有“大商人”的潜质,真正的商人从来不斤斤于蝇头小利,要做的是大生意,而最大的生意无疑类似于吕不韦那样的政治投资,投资一个国家的未来,长期持有,不断增持。

或许因为中国商人的能力太强大了,所以当秦汉王朝统一中国后,真正威胁中央集权的,并不是那些文弱书生,而是那些纵横捭阖的商人。政治统治者越来越清楚,如果放任商人,中央集权势必瓦解,中国社会必将解体,这对于以农业立国的传统中国来说,当然是一件比较可怕的事。所以,到了西汉中期,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上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盐铁专营,将涉及那时国计民生的基础产业统统交给“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禁止商人插手,以此遏制商业资本增长,遏制商人势力。传统中国将商人列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之末,从这里或许能够获得一点启示——对商人资本的遏制有助于传统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