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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敢断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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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曾倡导变法维新,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梁启超无疑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人物。他“流质多变”,常常自诩“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俨然有紧跟时代潮流,处于时代最前列的自我评价。然而,历史的研究绝不以历史人物的自我感觉为依据,而是透过历史人物的言行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效果来分析。因此,至于梁启超多变性格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实际价值,恐怕还不能以其自我估价而定论,而是一个有待深研究的历史课题。本文不拟系统分析梁启超一生变化的功过是非,而拟透过严复辛亥后若干私人信札中对梁启超的评价作一分析,以期揭示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几个重要关头,特别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变化的实在意义。

搅动社会的“罪魁”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的真正确立,主要不是由于他在思想见解上的贡献,而是由于他捕捉时代信息的敏锐嗅觉、笔端常带**的宣传性文字以及他作为一个不完全的政治家的活动。特别是他那些宣传鼓动性的文字,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不论这些人后来的政治倾向如何,他们无不敬佩梁启超的文字。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毛泽东承认他在青年时代曾一度以梁启超为“楷模”,对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郭沫若也认为,“平心而论,梁任公地位在当时确实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在他那新兴气锐的言论之前,差不多所有的旧思想、旧风气都好像狂风中的败叶,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换句话说,就是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无论是赞成或反对,可以说没有一个没有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他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绩实不在章太炎辈之下”。这个评价大体符合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