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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屈”与“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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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的1912年,是中国的共和元年,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于那一年元旦创建于南京,持续十七年流亡海外,依然不断鼓吹革命、排满、共和、民主的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走向一个全新时代。然而为时不久,政局丕变。2月12日,清帝溥仪奉隆裕皇太后懿旨,下诏逊位,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第二天,孙中山遵守承诺向南京临时参议院辞职,并荐袁世凯以代。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第二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卸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全部政务活动,前后存续不足一百天。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是民国初年的一个美丽传说。这个传说为中国人赢得了无数赞美和荣光,尤其是孙中山功成身退的高风亮节,将中国传统美德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照样可以有自己的华盛顿,中国人也并不都是争权夺利的政客。然而仅仅过了不到一年,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枪杀,孙中山拍案而起,起兵讨袁。先前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美丽传说立马变成斧钺相见。那么,孙中山内心深处究竟是怎样想的?他在这场权力转移的游戏中是否有一种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呢?

“开府建基”点破玄机

孙中山让权袁世凯确实是一个美丽传说,只是孙中山为什么要“让位”,我们一百多年来似乎始终没有深究。其实,如果弄不清孙中山究竟是怎样“上位”的,也就很难说清孙中山为何要“让位”。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几乎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但他并没有急着回来,他大概相信:他亲手发动的那些起义从来没有一个成功,而他不在现场的武昌,与革命党关联不大的新军,又何以能够成功,即便成功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直到武昌起义之后南北胶着两个多月,也就是革命党乘机光复了上海,几近完全控制东南大局之时,孙中山方才于1911年12月25日打道回府,结束十七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上海。此时距武昌起义爆发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