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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了!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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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爆发后,武昌、南京和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非之后数月的主题。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

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认为清政府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有错,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道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而南北僵持不下时,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则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更不愿意在如此有利的环境下重回君宪。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经过数月争执,共和主义终于占据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可谁也没有想到,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便出了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分析,但有一点始终未引起足够重视,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内阁皇族化了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双方争执的焦点不再是停战之类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向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政府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政府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正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