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

传统翻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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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学术文化背景下,原来无心著述立说的梁漱溟实在忍不住了,不得不站出来将自己与众不同的思考贡献给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参加了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一场争论。

传统的说法总以为梁漱溟是站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流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即顽固守旧派的主将或代表人物。梁漱溟个人从来不承认这一点,考诸梁漱溟思想的全部发展线索,也很容易看出这个传统判断把复杂的学术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似乎真如两军对垒。

在当时的文化论争中,最激进的莫如陈独秀等《新青年》一班人,他们有感于辛亥革命的失败而激烈抨击传统文化,集中批评孔子和传统道德,鼓吹全盘西化或全盘法兰西化或全盘俄化。但是,陈独秀一班人往往困惑于西方学者的欧洲中心主义迷雾,以为西方文化具有自己的民族性,尤其是西方文化的不可推广性,因而主张把西方的一套全盘照抄。同时,他们也习惯于中国知识分子以复古为旗帜而求革新的传统手法,以一种无以名状的逆反心理,不辨中国文化的民族性,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提出一些无法实行,至少是当时不可能立即实行的绝对化理论。如陈独秀基于中国政治变革长时期不能实现不能健康发展的事实,而以为政治制度的改革是枝叶,中国的改革应该重新开辟新途径,抛弃或者暂时放弃戊戌以来在制度方面的努力,单刀直入地探寻、移植西方文化,接受民主与科学,以唤醒国人“最后之觉悟”。

应该说,陈独秀等人确实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只是在解决的途径上过于激进,一方面必然引起反对派的竭力抵制,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使后来者更为激进,以致走上偏激的道路,使其主张更缺乏可操作性。

循陈独秀思路而发展出来的偏激主张,主要有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中就嫌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只是民主与科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因此陈独秀所要的西化并不是全部的西化,陈独秀的贡献仅仅在于他根本否认中国一切的孔教化,并非主张全盘西化,因而是一种消极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