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

举国工具化与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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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9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干部朱经古、黎涤玄、秦亦文、黄明等人的陪同下离开邹平,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考察。此行目的,据梁漱溟自己说有二:一是他在国内从事乡村建设事业已有六七年,最近听说日本亦有它的农村问题,所以有农村经济更生的计划,这与梁漱溟在山东的工作很相似,颇可作他们的参考,所以愿意到日本各处参观访问。第二个动机更为重要,就是想了解整个日本,特别是日本社会内部问题。因为几年来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纠纷不断,情形紧张,前途殊难预料,所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梁漱溟一直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是,在中日两国持续不断的纠纷中,为什么日本处处占据主动的、积极的地位,而中国则处处站在被动的、应付的地位?这应该是两国各自社会内部构成不同所致。日本的社会内部是让它可以主动,中国的社会内部是只能让它落于被动,故为观察中日的前途,并为深切了解这个问题起见,梁漱溟前往日本考察。

梁漱溟原本就不相信中日之间会很快开战,所以他对那些激进的抗日救亡运动一直不太热心,通过对日本的实地考察,他不仅觉得日本人在农村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而且更加坚信他先前对中日关系的基本判断,以为日本内部矛盾固然严重,但仍可维持一个段落;从对外,尤其是对中国、俄国的关系来说,战争亦不可能很近,因为有许多症结使日本不肯也不敢轻于一试。就形势说,日本是得不打且不打。这就是梁漱溟对日本考察的结论。

基于这些感受与判断,梁漱溟回国之后一如既往地在山东从事乡村建设事业,以期为将来应付国际局势的变化做好必要的准备。无奈,历史的发展从来不依其个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中日两国的政治、军事摩擦越来越多,形势日趋紧张,特别是经过西安事变之后,国人的抗敌情绪也空前高涨,梁漱溟在这种情绪的感染下,政治主张略有调整,开始注意怎样积蓄力量以应付可能发生的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