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之所以在大后方关心兵役问题，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推动兵役问题的改善，在最初主要是他期待以此为抗战效力，因为按照他的本意并不想躲在大后方坐而论道，而是期望与他的学生、朋友们在疆场拼杀。所以，当梁漱溟积极推动改善兵役运动不被人们理解甚至产生若干误会的时候，他深感继续留在西南大后方已没有什么意义，便决心到华北战地去。
1938年11月6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大会在重庆闭幕，梁漱溟继续当选为驻会委员。只是他此时已然决定离开大后方转赴前线，所以向参政会力辞得脱。又经向最高当局请示，获蒋介石嘉勉赞助，同意梁漱溟以军委会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华东、华北战区巡视，发电令知各战区长官遇事照料。军委会补助路费一万元，并派专车、专员随行。
1939年巡视华北敌后时留影（前左4为梁漱溟）
梁漱溟到华北去，是因为他与华北地方有多年的关系。先前同他一起进行乡村建设的同学、朋友在抗战爆发后因各种原因没有离开故土，梁漱溟时刻惦记着他们的安危。尤其是先前在河南镇平整编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在秦亦文的率领下返回山东抗战，初时以为携有无线电台，可通消息，后来乃久无消息。这不免引起梁漱溟的焦虑，促使他无论如何也要到华北去一趟。
对于敌后的工作，梁漱溟素来抱有极大的兴趣。早在战前他就预计到，一旦中日开战，就会有很多地方为敌我双方的空白点，即我军已撤出，而敌军并未到。那么，在这些地方，乡下人最需要知识分子的领导和帮助，此时此地的乡村工作亦必然较平时好做。因为在平时，乡村工作者虽然处处为农民打算，但因乡村工作者趋新，农民守旧，遂使乡村工作者不免站在政府一边，与农民形成彼此对立的样子。现在，敌人、环境压迫来，从事乡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农民要共同对付敌人和环境，便很自然地真正走到一起，由相对转为相合以对外。同时由于环境所迫，非团结组织不足以应付，农民也自然容易由散漫走上团体生活的道路。正是怀有这样一种心理，促使梁漱溟决心到敌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