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中国圣雄:梁漱溟传

八年努力无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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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要将梁漱溟转移出国统区,并不仅仅是中共的意思,民盟中的许多朋友也是这样想的,这样劝的。只是梁漱溟有自已的考虑,他对这些建议,这些好意,一概婉言谢绝,他愿意在桂林以静制动。他的意思是,抗战胜利在即,国共两党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他虽然与蒋介石、国民党有些不愉快,但还不到彻底闹翻,靠到中共一边的时候。为了保持他将来对广大中国社会说话的力量,以及保持他广泛团结全国各方面的能力,梁漱溟不愿就此完全倒向中共。

不仅不愿倒向中共,在整个形势格局不明朗的时候,梁漱溟也不愿倒向国民党,而宁愿保持独立的几乎被冷落的地位。1943年秋,国民党在国内外的压力下,重弹宪政老调,邀请各方面人士参加,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宪政实施协进会”,蒋介石自任会长,以各党各派人士为委员,并电邀梁漱溟去重庆参加。在重庆的民盟朋友也希望梁漱溟尽快参加。然而,这又被梁漱溟几乎不假任何思考而拒绝。当然,这次拒绝与上次拒绝中共略有不同,除了不愿“一边倒”之外,还有见解上的分歧。

国民党之所以急于实行宪政,决不是为了多给人民一些自由和民主,恰恰相反,是为了限制乃至剥夺人民的民主权利。原来在此之前不久,国共冲突日益严重,国内分裂日趋明显,一些在野党派纷纷提出改革政治,加强团结,根除纠纷,以利抗战的“治标”方案,但国民党对这些方案根本不予理睬,而向人们许诺不容易兑现的宪政方案。加上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登台,以宪政为号召,更促使蒋介石下决心以宪政为解决国内问题的手段,人为地制造一次又一次宪政热潮。

根据梁漱溟素来的见解,对中国来说,宪政可以远图,而非急务:“我绝不是说宪政在中国没有前途,不过像这样以宪政作手段玩,是难望它由此而成功的。”欧美式宪政不合乎中国社会实际,平时为然,战时尤然,战后亦然。当前最急迫的问题是求得全国团结,党派合作。国民党若真有诚意,那么就应当先解决党派问题、军队问题,树立并且实践民主精神与信念:“今日所急,在精神不在形式,宪政虽为远图,而民主精神则为眼前所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