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三、天人之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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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兴教化、选人才、重考铨的建议引起了武帝的兴趣,于是,武帝接着又向董仲舒问了关于天人之应的问题。

武帝说:“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

天人之应,是两汉社会的普遍观念。我们看到,汉武帝需要的仍然是董仲舒的哲学证立,由他来提出一套符合自己所问且完整而系统的理论。

应该说,董仲舒不仅相当明白汉武帝的心理,而且也清楚自己的历史责任。因此,他在回答时说:“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涵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无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者;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由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这种阐说,今日看来很难说有多少哲学气味,其牵强附会是相当明显的。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神学氛围中,对自然的观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科学技术水平,董仲舒以自然现象解释人类社会,虽有许多的牵强与说不通之处,但其目的无疑在于设法完成汉武帝交给他的哲学证立的使命。

纯哲学的证立虽不是董仲舒之长,也非其兴趣所在,而考诸古史,证之先贤之言,则是董仲舒的兴趣,他觉得这样更能准确地说明他的意思。因此,他接着说:“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者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礼;乐循礼,然后谓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