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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在汉代以前的基本情况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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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西汉,司马迁等人坚信《春秋》与孔子有关。他说:“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获麟。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51]至于孔子作《春秋》的动机和原因,董仲舒因袭孟子的陈说而又有所发展,他指出,“周道衰废,孔子为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子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52]壶遂也指出:“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仪,当一王之法”。[53]

东汉以后,人们也大多相信孔子作《春秋》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认为孔子作《春秋》的动机除孟子等人所说的使“乱臣贼子惧”之外,还有“仲尼思存前圣之业”,因而,“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作《春秋》。

到了西晋,杜预在作《左传集解》时最先提出怀疑。杜预说:“《春秋》之作,《左传》及《谷梁》无明文。”[54]查今本《公羊传》也没有明言孔子作《春秋》之事,惟晋人孔舒元本《公羊传》有这样一段话:“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也”。[55]其后,孔颖达作《左传正义》引贾逵、服虔、颖容之说,皆以为孔子作《春秋》,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就是说孔子作《春秋》在前,致麟在后。

关于获麟在作《春秋》前后的问题,向来争论激烈。杜预认为:“今麟出非其时,虚其应而失其归,此圣人所以感也。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为终也。”因此,杜预主张:“故余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上于所起,为得其实。”[56]而公羊家则以为:“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后,得端门之命,乃作《春秋》,至九月而止笔;《春秋说》具有其文。”[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