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二、《公羊》学在汉代异军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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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传至汉代,据说至少有五种不同的记录和解说,即《公羊》、《谷梁》、《左氏》、《邹氏》和《夹氏》。五家之中,“《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1]实际上,有影响的也仅是另外三家。

关于《谷梁》、《左氏》的情况,我们在此无意讨论。[2]而关于《公羊传》的传授情况,一般认为由孔子高足子夏传其弟子齐人公羊高,公羊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在公羊氏家族内部传授,到西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四世孙公羊寿与寿之弟子齐人胡毋生著于竹帛。后由胡毋生、董仲舒等人的共同努力,使《公羊》学成为两汉时期的显学。

确实,在儒术独尊之前,《春秋》学包括《公羊》学只不过是作为百家之一而存在,只是到了儒术独尊之后,《公羊》学的地位才凸显出来。然而《公羊》学地位在汉代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欲明了其变迁的真实意义,必须将其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考察。

我们知道,汉代《春秋》学的变迁,是遵循着一条由《公羊》学到《谷梁》学,再由《谷梁》学到《左氏》学,最后到《春秋》诸家合流的过程,它前后经历了约三百年的时间。这一方面是汉代统治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诸多因素的交互影响及互动作用。

这些外在条件,表现在《公羊》学地位的变动方面,概括而言,有如下诸端:首先,汉代《春秋》诸家的此伏彼起与当时的政治生活密切相关,连续不断地社会危机需要不断寻求更合乎社会需要的新统治学说,以取代旧的学说。《春秋公羊》学在原始儒学的基础上糅合阴阳五行学说,提出诸如大一统、正名分、别尊卑等一系列政治主张,它适应了当时专制主义皇权政治的需要,对于解决文景以来诸侯王尾大不掉、危及中央政权,以及调整和稳定社会秩序显然具有实际作用。于是乎,随着儒术独尊,《春秋公羊》学轻而易举地登上统治学说的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