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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羊》学与阴阳五行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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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的《公羊》学,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胡毋生、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关于胡毋生,我们将在后面论述。而公孙弘,由于其主要是个政治实践家,他虽然对《公羊》学地位的确立立下汗马功劳,但在理论上却极少建树。因此,我们这里讨论的《公羊》学,基本上可以界定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

《公羊》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在董仲舒之前即与其他流派发生过相互吸收与排斥的现象。只是大体说来,它在董仲舒之前处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过程。换句话说,它对其他思想要素的吸收与容受,也只是儒学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但是到了西汉中期,由于社会对理论的需求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因而使得董仲舒的《公羊》学不得不杂糅一些非儒学派的东西。其中最显明的莫过于对阴阳五行学说的批判与继承。

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都是中国早已存在并各自独立发展的学说,它们的真正结合大约开始于战国晚期,起过重要作用的是邹衍。因此,要真正说清《公羊》学说与阴阳五行的关系,不能不研究邹衍及其学说。[1]

研究邹衍,首要的困难是资料不足。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但由于其语“闳大不经”,其术“迂大而闳辩”,“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其义,[2]遂使其著作渐渐散失,学说渐渐失传。同时,邹衍的学说虽然在战国末年轰动一时,但由于理论形成相当的社会影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同时代的学者如荀子、庄子、韩非等人的著作都没有关于邹衍学说的记载。因此,在没有新的材料发现之前,我们主要仍只能依据《史记》以及后人著作中的零星记载加以阐释。

邹衍,齐国人。生卒年都无法确考,据司马迁说,他活动于齐威王、宣王之时,与孟子、公孙龙等人曾有接触。[3]至于其生平事迹,在文献上更是一笔糊涂账,由于涂抹着浓厚的神学色彩,因此难以深究。《淮南子》佚文说他“事燕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系之。仰天而哭,五月,天为之下霜。”[4]还有一种说法称:“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吹律暖之,而禾黍滋生。”[5]这些神话般的描写,显然都增加了理解邹衍学说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