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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春秋》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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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到,董仲舒的致思倾向,每每以“《春秋》之义”为依归,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春秋》之义到底是什么,它的内涵与外延究竟有哪些?

就本质而言,我们已经说过《春秋》是一部不太像样子的历史书,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却往往被视为哲理书。这是《春秋》的特殊价值所在,也是董仲舒以及其他一些人之所以着意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的奥妙所在。

董仲舒赞成子夏的所谓“有国家者不可不学《春秋》”的说法,认为“不学《春秋》则无以见前后旁侧之危,则不知国之大柄,君之所重也。故或协穷失国擒杀于位一朝而至尔。苟能述《春秋》之法,致行其道,岂徒除祸哉!乃尧舜之德也。”[1]鉴于此,董仲舒读《春秋》从来不在明了所记事实,而在理解其“所以然之故”。他说:“《春秋》记天下之得失,而见其所以然之故,甚幽而明,无传而著,不可不察也。”[2]不惟董仲舒如此,历代学者,特别是那些以改革时弊为己任的忧国忧民之士,他们往往从阐说《春秋》微言大义开始,宣传自己对宇宙、社会、人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不管他们阐说的具体内容有多么大的差异,据说他们所依据的都是《春秋》之义。

然而,对于《春秋》之义,人们几乎从来没有进行过历史考察而信以为真。其实,假如我们不带任何门户之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揣摩那一万余字的《春秋》,我们一定会感到《春秋》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寓有无穷的道理。

不错,不管《春秋》是由孔子手定,还是代有增删的集体之作,它都不能不表达创作者的某些主观意图和价值倾向。而且,据说《春秋》作者知道之不行,乃从事著述,然又慑于所处政治环境的压力,有许多话不能痛快淋漓地表述,只好隐约其辞,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从《春秋》所记载的二百余年的历史事实分析,确实有详有略,有的地方秉笔直书,进行尖刻而犀利的揭露;而有的地方隐晦难读,似乎作者有某种无可名状的难言之苦。特别是《春秋》,虽然“文约而法明”,但由于“《春秋》之用辞,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3]随着时间的流逝,时代的间隔,不禁使读者感到文不通,句不顺,但又总不愿怀疑像《春秋》这样的名著,会是一种“拆烂污”的东西,因而甚至相信,可能正是这种文不通、句不顺,才是《春秋》最为高明的地方,可能其中正好蘊含着《春秋》的义法和作书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