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二、正人先正己:君主专制的前提

字体:16+-

大凡大的思想家,不论他对现实持何种态度,但总喜欢基于现实的需要,借助于往昔的思想资料,去构思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以期作为全社会的追求目示。虽然董仲舒没有像莫尔那样写出《乌托邦》,像康培内拉那样写出《太阳城》,也没有像孔子、康有为那样冥思苦想地建构大同世界,像奥格斯丁那样构筑“上帝之城”。更没有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博大胸怀,提出为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目标。不过,实事求是地评估董仲舒的理想价值,我们不能不承认,董仲舒基于对历史的反思和现实的批判,也提出了与客观存在着的社会现实完全不同的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

董仲舒在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中,主要是站在《公羊》学派的立场上,着力于发挥《春秋》的“微言大义”,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理想方案。在当时,他为解决西汉中央政府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方面力主《春秋》深蕴“更化”与革命之义,这一点实际上启导了一千数百年之后的康有为去重塑“托古改制”的孔圣人的思想形象。另一方面,董仲舒也坦率地指出:“《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复古,讥易常,欲其法先王也。”[1]表现出革新与保守、复古与进化的深刻的内在矛盾。

简言之,董仲舒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虽然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与改造,但这并不是主要的。他主要依据的仍是中国人传统的致思模式——两只眼睛向后看,——希望“先王”的政治实践或政治理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复归。

然而,当我们具体分析董仲舒的思想资料时,我们看到董仲舒所谓的先王政治实践和政治理想,并不是传统儒家向往的唐虞洪荒时代无阶级差别、无等级秩序的原始共产主义,恰恰相反,董仲舒的思想政治模式坚决排除传统儒家的这一见解,他的致思倾向和他理想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点则在于建立一个上下有别的名分等级制度。董仲舒与传统儒家的这一重要区别是饶有兴味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在野的思想家与统治阶级思想家之间的本质区别和他们各自不同的兴奋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