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帝国设计师:董仲舒传

一、蟄居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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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董仲舒两次从政,“凡相两国,辄事骄王,正身以率下,数上疏谏争,教令国中,所居而治”。两袖清风故得以自保,因而也就“以寿终于家”。[1]

董仲舒辞官家居之后,一方面仍以“社会贤达”的身份预闻朝政;另一方面主要的是以著述为事,“及去位归居,终不问家产业,以修学著书为事”。[2]

董仲舒勤于笔耕,著述颇多。司马迁说他“推《春秋》之义,颇著焉”。[3]没有指明董仲舒有哪些著作。班固指出:“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世。”[4]而《西京杂记》则径说董仲舒梦蛟龙入怀,著《春秋繁露》。

不过,关于《春秋繁露》的正式著录,只是到了隋唐时期才有。这其中的原因,清代学者判定是因为在西汉末叶以后,古文经学盛行,因而使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董仲舒著作便不被重视而散失。这个解释对于理解何以到了隋唐才正式著录董仲舒的著作很有助益,但明显地与历史事实不合。

西汉末叶以后,古文经学异军突起,确实对今文经学构成严重的挑战。但在整个东汉时代,今文经学并没有因古文经学的崛起而中断。大量事实表明,董仲舒一系的严、颜学派在东汉一直拥有极大的势力。[5]董仲舒本人的著作一直受到朝野各界的重视,不仅东汉明帝马皇后“尤善”董仲舒书[6],而且有应劭等人仿董仲舒著书体例撰《决事比例》及《春秋断獄》等。[7]因此可以说,董仲舒的著作在东汉时还并没有失传,只是不被那些古文学家重视而已。

现存《春秋繁露》的最早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藏于北京图书馆。清代学者整理研究《春秋繁露》校著者有惠栋、纪昀、卢文绍、凌曙、苏舆与谭献等。其中,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校论最为详尽,凌曙的《春秋繁露》较为通行。凌著成于嘉庆年间,收入《皇经解续编》,故而流传甚广。但实在说来,凌著也很粗糙,很少有校勘、训诂、读音和用典的出处。此外,手抄谭献的《董子定本》藏于浙江图书馆,手抄张宗祥《董子改编》藏于杭州图书馆,也可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