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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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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能够起床了,就想到给你写信。

邮局把你比赛后的长信遗失,真是害人不浅。我们心神不安半个多月,都是邮局害的。三月三十日是我的生日,本来预算可以接到你的信了。到四月初,心越来越焦急,越来越迷糊,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你始终不来信的原因。到四月十日前后,已经根本抛弃希望,似乎永远也接不到你的家信了。

四月十日上午九时半至十一时,听北京电台广播你弹的Berceuse[《摇篮曲》]和一支Mazurka[《玛祖卡》],一边听,一边说不出有多少感触。耳朵里听的是你弹的音乐,可是心里已经没有把握孩子对我们的感情怎样—否则怎么会没有信呢?—真的,孩子,你万万想不到我跟你妈妈这一个月来的精神上的波动,除非你将来也有了孩子,而且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马先生三月三十日就从北京寄信来,说起你的情形,可见你那时身体是好的,那么迟迟不写家信更叫我们惶惑“不知所措”了。何况你对文化部提了要求,对我连一个字也没有:难道又不信任爸爸了吗?这个疑问给了我最大的痛苦,又使我想到舒曼痛惜他父亲早死的事,又想到莫扎特写给他父亲的那些亲切的信:其中有一封信,是莫扎特离开了Salzburg[萨尔茨堡]大主教,受到父亲责难,莫扎特回信说:“是的,这是一封父亲的信,可不是我的父亲的信!”

聪,你想,我这些联想对我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四月三日(第30号)的信,我写的时候不知怀着怎样痛苦、绝望的心情,我是永远忘不了的。妈妈说的:“大概我们一切都太顺利了,太幸福了,天也嫉妒我们,所以要给我们受这些挫折!”要不这样说,怎么能解释邮局会丢失这么一封要紧的信呢?

你那封信在我们是有历史意义的,在我替你编录的“学习经过”和“国外音乐报道”(这是我把你的信分成的类别,用两本簿子抄下来的),是极重要的材料。我早已决定,我和你见了面,每次长谈过后,我一定要把你谈话的要点记下来。为了青年朋友们的学习,为了中国这么一个处在音乐萌芽时代的国家,我做这些笔记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所以这次你长信的失落,逼得我留下一大段空白,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