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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邵飘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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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北京不下五六次,有时在天津也就停留下来。那时火车已通,从没有乘过轮船。但最初的火车,还未能联运,即如沪宁为一段,津浦又为一段。直到了联运以后,从上海可以直达北京,这便可以从我住居的爱而近路庆祥里踏出数十步,走进北火车站,登上火车,一直可以到北京东车站下车。名称也改为京沪铁路了,这是何等的便利呀!

到了北京,我总是住旅馆,只不过在邵飘萍家,住了也不到半个月。那时张岱杉先生也曾邀我住到他家里去,那是一个大公馆,排场极阔,仆役众多,我总觉得不便,不如住旅馆自由得多。在天津我也是住旅馆,我为什么有时到了天津便停留下来呢?因为在天津我也有许多朋友,我的老友钱芥尘,在那里开了一家报馆(报名我已忘却),我也住过在他报馆里,帮过他笔墨上的忙,当时天津与北京,就像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迁都后,上海对于南京,做了首都的一个屏藩。因两处都有租界,那些贵官巨商,都似狡兔的在那里营巢窟呢!

我有一次到北京,并不是住在飘萍家里。这一次,从北京回上海的时候,在东车站已经上了火车,飘萍忽来送我。恰遇章行严夫人吴弱男女士,在我车厢隔邻,其时行严在上海大病,夫人急往省视,因托飘萍打电报到上海去。这一回事,我在前章已经说过了。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火车却已到了开行的时刻,站长挟了两面红绿旗,走进月台来了,飘萍也就急忙忙跳下车去。谁知道一次火车送别,早有侦探跟在他的后面,或者是防他搭着火车,离开北京。幸而飘萍很机警,就在送我的当天晚上,避到了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去。

到了明天,不客气地便到京报馆来抓人了。飘萍当然未被抓去,却把京报馆的主编潘公弼捉了去,着他时交邵飘萍来,才可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