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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报》小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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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是站于是非得失之林的,虽然誉之者说什么无冕帝王,三千毛瑟;亦自诩为不畏强暴,有闻必录。但闯起祸来,却是很大的,在中国,先是有在上海发生的《苏报》案,使到章炳麟、邹容的吃官司,后又有邵飘萍、林白水在北京罹杀身之祸,这种文字狱可不小呀;但是在我进入上海的新闻界时期所谓《申》《新》《时》三大报纸的老板,都是小心谨慎,自保身家,不敢惹祸。专制政府虽痛恨报纸,而不庸讳言,报馆亦恃租界为护符,对方洋人也不敢得罪,不过大毛病虽是没有,小纠纷总是有的。我偶然想起几件事,且为述之:

有一次,我们《时报》的杭州访员,寄来一封通讯,报告杭州出了一件井中放毒案,其词甚长,那个访员笔下也还通顺,我就发在地方新闻的第一段。谁知过了三天,我友杨补塘(荫杭)写了一封长有十余张信笺的信来责备我。原来他正在杭州做高等审判厅长,这井中下毒案,官司正打得急鼓密锣的当儿,忽然《时报》登出这一封通讯,语多歪曲,杭州人又都看《时报》的,于他的判决很多掣肘。他信中说:“你应该知道在官司没有结案之前,报纸上不该瞎加批评的。”他这样的谴责我,我可俯首无词呀!但杨补塘这位朋友,我一向是尊敬他的。他是日本早稻田的学生,学法政的。和雷继兴、杨翼之等,都是同学。为人严正,同学们戏呼他为“无锡孔圣人”(他是无锡人)。回国以后即入司法界,在辛亥革命,洪宪失败,段祺瑞执政的时候,他是北京的检察总监。是否这个名称不记得了,总之执行检举罪犯人的,那就有这一职司。讲到那里,杨补塘的故事来了。

原来北京那时有一种私娼,和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公娼是分道而驰的。在东城有一家私娼,叫作什么金八奶奶的,生涯鼎盛,这都是一般现任官僚所照顾的,因为他们不能彰明较著地到八大胡同去,只能到这些地方去吃酒打牌。那时老段执政,他的部下有所谓安福系者,大约金八奶奶那里,安福系出入的人最多。但是私娼是北京明令禁止的,检察总监是检举违法犯罪的人,金八奶奶那里人言啧啧,杨补塘早有所闻,那天晚上,带了法警,亲去捕捉,谁知捉了一大批都是安福系人,如朱深、曾毓秀等都是总长级,连一位规规矩矩矮子许世英也在内。于是许多高级机关里的人都来说情,打招呼,他一概不买账。说是:“我尽我职,明天解法院,听候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