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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斋译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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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一部《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是考送到英国去学海军的。他是福建人,直到如今,好似福建人习海军是有传统的。回到中国,中国哪有什么海军,严先生一无用武之地,他自己便研习起文学来了,所以他的文笔是很好的。

他为了沟通中西学术,便从事翻译,《天演论》一出版,这个新知识传诵于新学界,几乎人手一编。第一是他的译笔典雅,他曾说:译外国书有个三字诀,便是信、达、雅。他既说到此,自然便循此三字而行。创立名词,如《天演论》中的“天择”“物竞”之类,亦至为切当。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曾流行,什么人读书、写文章,都要用文言。即如以后提倡白话文的鲁迅、胡适,最初作文、译书,也用文言的。就因为他们译笔好,所以在当时的那两位福建先生,严又陵与林琴南,在文坛上走红。

但严又陵那时是一位直隶(今河北)候补道,属于北洋,住居在天津。他虽然在文场上走红,在官场上却是走黑。照例,他是一位出洋留学生出身,熟悉洋务,应该是走红的了,其所以成为黑道台的缘故,据说:他的脾气很不好,喜欢骂人。对于同僚,他都瞧不起,当然,这些候补道中,有些花了钱买来的捐班出身,肚子里一团茅草,火烛小心,而他对上司,也有藐视态度。况且自己又吸上了鸦片烟,性子更懒散了,试想一个做官的人,怎能如此的吗?

他不但走黑而且闹穷了,他托人介绍,向蒯礼卿借了三千元,蒯慨然借给他。后来他说:要他还债,他哪里还得出,现在他正译了几部书,自己既没有资本出版,给人家印也没有受主,蒯君道义之交,就把这几部所译的书,作为偿债之资吧。那时蒯也承受了,不过那是译稿,要印出来卖给人家,方能值钱。这些译稿,计共有七部,便是《穆勒名学》《原富》等等的几种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