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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斋时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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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金粟斋译书处时代,认识了不少的名人。因为那个时代,正在戊戌政变以后,来了一个反动,禁止开学堂,谈新政,康、梁逃到海外,许多新人物,都避到上海来。再加以庚子拳变,两宫出走,洋兵进京,东南自保,上海那时候,真是热闹极了。

我们这时候的金粟斋译书处,又迁了一个地方。那个南京路(上海称为大马路)的老地方是一个繁盛的区域,但我们的译书处,却并不一定要一个繁盛区域,尤其是后面是个野鸡堂子,燕莺成群,使叶浩吾先生为群雌所俘,闹成笑柄,住在这里,更不妥当。我们如果找一个清净的区域,不是也很好吗?于是我们和方漱六商量了,预备迁居,择一个比较清静所在。这时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在向西北区扩展,开辟不少新马路,我们便向这些新马路去找寻房子,却便找到了登贤里一座也是三上三下石库门式的房子,我们便迁移了进去。

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当时还未定名,大家呼之为新马路,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租界收回以后,又改名为凤阳路了。那地方最初是一片旷地,荒冢乱草,但是那些地皮商人,已经在那里建筑起房子来了。我们迁移去的登贤里,便是新造房子,围墙也没有砌就,仅把篱笆围了起来。可是邻居一带,我们便相识起来。在我们后门相对的一家,便是吴彦复的家;在我们前面,有一片方场,另外有一带竹篱,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

薛锦琴是广东人,记得是她叔叔薛仙舟带她到上海来的。有一次,静安寺路的张园,开什么大会(按:张园又名味莼园,因为园主人姓张,故名张园,园内有一厅,名安垲第,可容数百人),有许多当时号称维新志士的在那里演说。忽见一位女子,年可十八九,一双天足,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也跑到演说台上去演说,在那个时候,上海还是罕见的,虽然也很有不少开通的女士,然而要她们当众演说,还没有这样大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