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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荣县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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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的广州起义失畋后,我和洪承点、熊克武等又匆匆地到了日本。因为洪承点剌死了叛徒陈镜波,在香港不能久待,所以我们走得很急。到日本不久,我看见铁路风潮兴起,估计革命运动会继续发展起来,便决心回国参加。6月,我回到上海。这时,以宋教仁为首的一些同盟会员正在上海搞了一个同盟会的中部总部(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虽号称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实际上是在那里闹独立性。不过,它主张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在中国的中部发动革命,而反对在边疆继续搞武装起义,这个意见在当时却是正确的。当时,全国各处都曾不断地发生饥民暴动和抗捐抗税的斗争,其中尤以长江流域和山东一带最为普遍。1910年春,长沙发生了规模巨大的饥民抢米暴动,参加者二万余人,把巡抚衙门和外国教堂都给烧了。同年夏,山东莱阳又爆发了几万人的抗捐起义。1911年,长江流域大水成灾,饥民暴动和抗捐斗争更为发展。例如湖南浏阳一带和浙江杭州、宁波等地饥民的抢米斗争,规模都是很大的,同时,上海、汉口等城市的工人斗争也日趋活跃,再加以铁路风潮的发生,就使得革命潮流更为高涨起来。中部同盟会虽然没有自觉地看到这种革命运动发展的趋势,但它所规定的活动方针在客观上却是符合于实际情况的。我在上海并未停留多久,也没有见着宋教仁。但宋教仁他们却给我安上了主持四川同盟会工作的名义;这大概是他们觉得张懋隆资望不够,因而故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他的前面,其实,我并未与闻过这件事。随后,我从上海到了宜昌。一路上看到人们都对清朝政府十分不满,而对革命极表同情,宜昌又看到那里的川汉铁路职工正在为保路而斗争,这—切使我预感到有什么非常的事件即将发生。在宜昌,我们换乘专门行驶川江的蜀通轮船,这轮船虽说十分简陋,由一只机器船牵带着一只拖驳船并行前进,但比我们当年出川时所乘的帆船说来,已经安稳而又迅速多了。就是哮样一只简陋的蜀通轮船,也竟然要请外国人来管理。不仅技术人员是外国人,连船长也是外国人。这位外国船长摆着帝国主义者的架子,对中国人十分凶狠。因为船上人多很挤,天气又热,所以到晚上有很多旅客到划子上去睡觉,而把划子系在那只载人的拖驳船上。到第二天清早,轮船的服务人员并不等旅客全部登轮,只是由机器船上的洋人鸣笛一声,就立刻开船,并且用刀砍掉系绳,将划子上的旅客弃置不顾。这些旅客,刚从梦中惊醒,即见轮船开走,无不仓皇失措。而且轮船急驶,风浪很大,几乎要把划子淹没。于是这些旅客便大声怒号,高呼求救。看见这种情景,我心中实在难以忍受,便用言语激励轮上旅众,一齐到饭厅里开会。全船旅众对这件事情都很愤恨,因此便喧嚷起来,痛骂洋人不顾中国人的性命,太不讲理。那位洋船长在机器船上听到人们叫骂,非常生气,竟把他的手枪取出示威。但是,人们毫不畏惧,由于更加愤怒,骂声反而更高。这时,船上的买办见众怒难犯,便将那洋船长劝回房里去,并把那些被弃的旅客接上船来。一会,只听得那买办对船长说道:“这帮人都是留学生,谁也惹他们不起。”呵!原来你们只怕留学生,我要你们看看中国老百姓的厉害。我于是继起向旅众演说团结救国的道理,一时人们的情绪又复高涨,纷纷议论不休,吓得那帮洋人和买办低头无语,再也不敢寻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