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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武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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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传闻倒也不是假的。传闻中所说的湖北造反就是革命党人于10月10日发动的武昌起义,那个姓黎的都督便是黎元洪。

武昌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它一方面是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结果,而四川狒腾的铁路风潮和带有全民性的武装起义更是促使武昌起义爆发的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两湖革命党人长期艰苦工作的结果,而革命党人在新军中的有效活动又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原因。

早在1904年,武汉就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等革命团体。日知会的会员分布在湘、鄂两省,同盟会成立后,他们纷纷加入,因此,后来日知会差不多成了同盟会的分支机构。萍、浏、醴起义时,日知会曾经图谋响应。1906年,日知会遭到破坏,刘静庵(敬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张难先等被捕入狱。1908年7月,革命党人在武昌拟组织军队同盟会未成。7月,杨王鹏等人发起在新军中组织群治学社,并刊行《商务报》,积极鼓吹革命。1910年,群治学社拟乘长沙的抢米风潮举行起义,引起了湖广总督瑞澂的注意,遂改名为振武学社,表面上宣称讲求武学,暗地里从事革命活动,扩大革命组织。1911年初,因遭受挫折,又改名为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作掩护,而积极地在新军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同时发行《大江报》,从事革命宣传。文学社的主要分子为蒋翊武、詹大悲、杨王鹏、刘复基等,社员至1911年7月,已有五千多人。当时湖北的新军共计不过一万六千人左右,而文学社员却占了这么大的数暈,可见作为清朝反动政府支柱的新军,已经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由于革命党人的工作,而一步步地革命化了。此外,共进会在两湖地区也拥有一定的力量,这时湖北的孙武和湖南的焦达峰等,正在共进会的名义下,积极从事联络会党的工作。1911年夏,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成立后,极力策动共进会和文学社合作。经过多次协商,这两个群众基础较好的革命团体终于联合成功。8月,它们鉴于四川的铁路风潮已开始发展为武装起义,感到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共同组织了一个领导机构,准备大举起义。起义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武昌小朝街85号,由蒋翊武任总指挥,孙武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