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夏，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闹风潮，校长去职，学生和当局请我担任高师校长，我义不容辞地担任了这个职务。我在校内进一步展开了宣传和组织活动。
我费了很大力量来办这个学校。从前学校中纪律非常松弛，课程内容也陈腐不堪。我到校以后，采取革新的措施，聘请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人来担任教师，并加强学校纪律，扭转了散漫的风气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习，对教师和学生的学习、生活尽力关心照顾。经过一番整顿，学校面貌大大改观，师生员工团结得很紧密，树立了一种崭新的学风。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五四”以来，四川省的新文化运动很快地就开展起来。除了成都高师学生创办的《星期日》等刊物进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许多外地的新书报也纷纷传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等都曾到四川进行宣传活动，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随着形势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会老会员的身份，尽可能地推进新思潮的扩展，除了在校内工作外，并利用个人与四川上层社会的历史关系，为革命同志作掩护。如1922年，恽代英同志在泸州被川军赖心辉部所扣押，我知道后就打电报去泸州，保释代英同志，并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将近一年。恽代英同志是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他在成都高师期间，把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
在这时，我们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和农民中去做宣传和组织工作。成都市有一个兵工厂，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内还有许多分散的丝织工人，我们派学生去分片联系，组织工会，发动罢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乡村的农民中，也有学生去进行活动，组织农会。当时成都经常发生罢工事件，我的一个老朋友跟我开玩笑地说：“只要把吴玉章捉来杀了，罢工就不会发生了。”的确，当时四川的一些军阀对我很头痛，但是因为我和词盟会、国民党的历史关系，更因为当时群众伟大力量的支持，反动派也奈何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