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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参加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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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刘湘、杨森勾结吴佩孚进攻四川。1924年1月杨森攻宙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师,我就交卸离校。“五一”劳动节快到时,我们一些人怀着兴奋的心情筹备一次盛大的纪念会,许多青年人通过工会组织在工人中做了许多宣传鼓动作,纪念大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突然,4月29日,有人告诉驻在成都的军阀杨森,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要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杨森,夺取政权。第二天,成都市内实行戒严,空气非常紧张,杨森的军队纷纷从各地调回成都,我们预定的会址“少城公园”也被军队看守起来了,并且扬言要捉拿吴玉章。

在这紧张的时刻,成都工人阶级表现了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精神,他们不顾反动军队的武装威胁,仍在公园内召开了纪念大会。我当日本欲参加大会,由于同志们力阻,未能亲身参加;近郊农民也被反动军队阻止,未能入城会师。

“五一”事件以后,我在成都立不住脚了,随即离成都和刘伯承同志一起离开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国工人运动的浪潮洇涌澎湃,国共合作已经开始,广州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无比的兴奋鼓舞。当时孙中山先生为召幵国民会议的事已赴北京。我也于1925年2月赶到北京去。本拟见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见,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后,见到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我就在这时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写信去四川,要杨闇公同志等把“中国青年共产党”取消,个别地参加中国共产党。

我入党的那年已经四十六岁,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行进。从我少年时代听到中日甲午战争失败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焦虑、而奔走,我们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寻找一条出路。许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运动以前,还没有找到一条光明出路。感谢十月革命,它的万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们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个理论武器一经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立即发挥出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在这个新的历史条件下,我才能够通过自己的具体历程完成个人思想上的革命转变,参加了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