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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一直住到6月下旬才去广州。途中经过香港。这时香港的工人已经开始罢工,许多工人挤在轮船上,要回广州去。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无人搬运。6月24日,我到达广州。这天正是广州发生沙基惨案后的一天,群众都走上了街头,抬着血衣,高喊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五卅”的影响是这样的深刻和广泛,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我到了广州,找到廖仲恺先生,跟他谈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他非常赞成。这时广州刚刚镇压了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正在酝酿把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廖仲恺先生要我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再去四川,并且带我去参观了黄埔军校和其他地方,向我介绍了广州的许多情况。黄埔军校是在我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这时廖仲恺任该校的国民党代表,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还有我们许多同志如恽代英、肖楚女等都在那里担任教官或其他工作。所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的是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担任主席,廖仲恺担任财政部长,胡汉民担任外交部长,许崇智担任军事部长,至于蒋介石还只是以黄埔军校校长兼任军事参谋长的职务。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在新成立的国民政府中,右派还有着很大的势力。要改变这种情况,必须继续发展工农运动,发展国民党内的左派势力。这时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工作已刻不容缓,我想回四川的心情更加迫切了。7月初,我离开广州赴上海,准备取道长江水路入川。临走时廖仲恺先生代表国民党中央给我一千元钱作为活动的经费。

这时,四川的国民党组织,正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内部派系很多。特别是谢持、石青阳等在党内组织的所谓“实业团”,借兴办实业为名,大种鸦片烟和做投机生意,在政治上又搞派别斗争,进行内战,影响极为恶劣。谢持和石青阳都是西山会议派的要人,他们当时虽然没有在四川,但四川国民党重庆党部是归他们掌握的。他们这帮人只顾借党营私,拒绝进步力量的集聚,以致党部冷冷清清,门可罗雀。1925年8月15日,我到了重庆,先找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复生、朱之洪商量,提出整顿国民党的计划。黄朱二人听了都摇头,说:“现在人家听到政治和党派就头痛,已经参加国民党的不过是挂个儿,没有参加国民党的,今后也未必肯加入。你的想法倒不错,只怕是白费力气。”我对他们说:“从前国民党的声誉,虽然被一些政客所玷污,但自从中山先生主张国共合作、实行改组国民党以后,情形就不同了。今后正要我们好好地去整顿。只要我们目标远大,做法正确,群众自然就会拥护我们,国民党的威信也就能够树立起来。”黄复生反问我:“你看这一堆烂摊子,怎样整顿法?”我说:“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做到这三件,我们的整顿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他们听了我的话,都说:“你以为办学校是容易的事情吗?我们很久想办学校,都没有办成呢。”我跟他们谈了很久,他们始终表示怀疑,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