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吴玉章回忆录

字体:16+-

我离开广州只有四个多月,再回广州一看,情形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州政府内部左派和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右派看到左派力量日益发展,非常害怕,竟于1925年8月20日,暗杀了廖仲恺先生。这是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右派势力对左派的—次最严重、最卑鄙的挑衅。当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依靠省港罢工工人的力量,立即进行反击,驱逐了国民政府内部公开的右派头子胡汉民、许崇智等人,并解除了粵军魏邦平、梁鸿楷部的武装。10月1日广州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盘踞东江的陈炯明虽然得到英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的援助,但在革命军队的英勇进攻下,仍是不堪一击,被打得落花流水。1月中,广州政府收复了惠州、潮州、汕头等重要城市,陈炯明叛军完全被肃清。广东革命根据地大大地巩固起来了。

但是革命运动的发展总是迂回曲折的。国民党内一些旧的右派失败了,跟着就又有新的右派产生。这时,戴季陶之流的所谓“理论家”正在大肆贩卖其“纯正的三民主义”的反动理论;邹鲁、谢持、林森、张继等组成的西山会议派,也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北京召开了非法的所谓“西山会议”;广州黄埔军校中的一部分反动军官和学生在蒋介石的卵翼下也搞起“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组织。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虽然还没有暴露他反革命的身份,但在左派力量日益增长的形势下,也感到十分恐慌,办一切事倩都缩手缩脚。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原定在1925年11月召开,但是由于右派的阻挠,会议一直拖延下来。

我们四川代表团在到达上海之前,本来以为一定要迟到了。到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已经延期到1926年1月1日。我们赶到广州,才知道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开始,各地代表也到的很少。除了我们四川的代表外,只有湖北的代表来了董必武、钱介磐(亦石)同志等五人;华侨代表来了彭泽民、许苏魂等三十余人;其它地方的代表有的还没有报到,有的地方甚至连代表都还没有选出来。更可怪的是连国民政府所在地的广东省,也还没有选出代表来。大家议论纷纷,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看了这种情形很着急,因为当时邹鲁、谢持等正在北京酝酿要在上海召开非法的代表会议来和我们争夺领导权。这次大会是我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因此我立即去找汪精卫。汪精卫愁眉苦脸地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我说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猖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末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只怕你这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也坐不住了!”汪精卫说:“我也没有办法。”我说:“怎末没有办法,快些筹备就有办法了。”汪精卫只在那里唉声叹气,我又催促他赶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以筹备第二次代表大会。不几天,中央会议召开了。会议上,大家推举我做大会的秘书长,负责筹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