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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東后,许多同志要我留在广州工作。但是我觉得四川的国民党组织建立不久,急需继续巩固;而且四川省又是吴佩孚巢穴——湖北——的一个侧翼,假使把四川的革命工作搞好,对于行将到来的北伐,一定会起良好的作用。基于这些原因,大会刚刚结束,我就匆匆地离开广州,回四川去了。

—路上为了宣传国民党第二次大会的精神,耽误了一些时间。在上海、南京做了许多次讲演。由于长期紧张工作,感到身体有些支持不了。到达宜昌,需要换船,我一上岸在人力车上就晕过去了。同行的熊晓岩先生把我扶到一个教堂的墙下,给我吃了一杯药酒才苏醒过来。刚到重庆,又晕厥了一次。大家把我送进医院疗养,我心里总是放不下四川党部的工作。可是医院规矩很严,不准我走动,不准我会客。同志们也怕影响我的健康,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因此我住在医院里什么事情也不知道。

那时,国民党右派更加猖獗起来了。蒋介石开始暴露出反动面目,制造了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诬蔑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阴谋暴动。逮捕了李之龙和军队中的许多共产党员。这是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一个信号。当时毛泽东等同志主张给右派以坚决的回击,可惜这个主张没有被采纳。同时,西山会议派也在上海召开了伪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企图和广州的二次代表大会对抗。到5月15日,蒋介石得寸进尺,又召集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什么“党务整理案”,自己又当起了党的主席、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人部长,把党权、军权统统抓到自己手里。各地的国民党基层组织里也刮起了一阵反共的逆风。四川就有西山会议派的头子石青阳,在重庆另立一个省党部,天天找我们莲花池党部的人打架。我住在医院里就看见许多被打伤的人,包着头,扎着绷带,不过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经再三追问,同志们才把实情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