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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九〇三年的拒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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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00年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际,沙俄帝国主义乘机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直到1902年末与1903年初,它还不肯按照协议撤兵。这样便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拒俄运动于是兴起。在国内,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曾举行集会和上书请愿;上海各界人士也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并通电全国促请各界人民一致奋起。在国外则以留日学生的拒俄运动,最为轰轰烈烈。我于1903年3月到日本,正赶上这个运动的浪潮。记得在锦辉馆开留学生大会的时候,群情激昂,一致通过成立拒俄学生会,并推派汤尔和、钮永建(这两人后来都成为依附军阀的官僚政客,汤并且无耻地当了汉奸)回国向袁世凯请愿,希望他出兵拒俄。袁世凯这时刚刚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正秉承着清朝反动统治者西太后的意旨,倾心媚俄,天真的学生们竟去向他求助,何啻与虎谋皮?汤、钮回国后,袁世凯拒不见面。这更使留日学生们感到愤怒。于是便有拒俄义勇队的组织,随后又把它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请士官学校的学生蓝天蔚、方声涛二人来教练军事,想学点真实的本领,将来好直接去效命疆场。清朝政府的驻日公使馆对留学生的拒俄运动极力破坏,说它“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加以镇压。以此,蓝天蔚、方声涛后来还受到了清朝政府的处分(他们两人都是官费留学生)。这一运动,一直延续了很久。直到1904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后,人们由于对沙俄的痛恨,还把同情寄予日本方面,听见日本打了胜仗,大家都很高兴。现在看来,这是多么幼稚可笑!两边都是帝国主义,都是侵略中国的敌人,为什么还有厚薄之分?日本正是利用了中国人民仇恨沙俄的心理,才迅速地在中国东北境内取得很多胜利;而沙俄也正是由于在国内外都遭到人民的反对,所以才被一个比它后起的小国打得落花流水,承认失败。由此也可以看到人民的意志是绝不可轻侮的。我开始参加拒俄学生会,并不是基于高度的政治觉悟,只是看到大家都参加,自己也就随着大流参加了。以后参加军国民教育会也是如此。我虽然不是很自觉地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这一运动却在我的生活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把我推入了革命的洪流。当锦辉馆的会上发出拒俄学生会的签名单时,我和我的二哥毫不犹豫地立刻签了名,但我们的那位老友黄芝及随从他的几人却不肯签名,而且对我们的签名非常不满。他既比我们年长,又比我们有地位(他在1902年考上了“优贡”),而我们又几乎是由他带领出来的,因此他便俨然是我们的家长一样。这位“家长”当时很崇拜康梁(他因此以后也成了立宪派),只赞成作点“文明的改良”,怎么能允许他的“家人”去参加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呢?不过,我们既已参加,他也无可如何。于是他便写信回家,说我们不听从他的意见,参加了革命。这一下可了不起,我的亲友们听到这个消息,即大为惊扰,说什么参加了革命,纵不掉头,怕也永世回不了家。幸喜我的大哥同我的妻子一向认为我们弟兄二人忠诚老实,决不会作任何于国家人民不利的事情,因此还不算十分惊惶。当我大哥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我的时候,我气愤极了!黄芝这样的人,居然作出这样的事,我当时实在大惑不解。(现在看来,既然政治路线相反,他的作法虽然很不光彩,但却是毫不足怪的。)不过这样一来,倒真的把我逼上了“梁山”。我当时心想:“反正回不了家,干脆就在外边搞革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