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政变以后，我对于“新学”的兴趣不仅毫未降低，反而更为浓厚了。除继续阅读新的报刊外，并开始读《天演论》之类的著作。《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当然，《天演论》用生物界的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帝国主义利用和发展，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天演论》的思想，的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某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县县城的一家大地主家里教书。1902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在当时，读书人总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虽然对科举考试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去参加。不过这时的考试办法已经有些改变。从1901年起，开始废除八股，改考策论。于是，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那时要考取一个秀才，必须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县府两考每次考五场，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对童生们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参加考试，县考和府考的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过院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府考最后一场的第二名，被列为“堂号”（前十名称堂号，是学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写得太长，到交卷的时候还没有写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叹息不止，而我自己却并不感到多么难受。现在看来，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来对“新学”也很热心，在当时也是先进人物，就是因为他原是一个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举人，随后还到开封去参加了中国最后的一次会试（这次他虽没有考上，但以后也同那些举人、进士一样被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由于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