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吴玉章回忆录

四浮槎东渡

字体:16+-

戊戌政变以后,我对于“新学”的兴趣不仅毫未降低,反而更为浓厚了。除继续阅读新的报刊外,并开始读《天演论》之类的著作。《天演论》所宣扬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等思想,深刻地刺激了我们当时不少的知识分子,它好似替我们敲起了警钟,使我们惊怵于亡国的危险,不得不奋起图存。当然,《天演论》用生物界的进化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它的这种思想后来被帝国主义利用和发展,作为侵略弱小民族的理论根据。可是,在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天演论》的思想,的确曾起过一时的积极作用。某一种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发生不同的作用,对于这一点,研究历史的人是不可不加以注意的。

1900年和1901年,我在本县县城的一家大地主家里教书。1902年,我又到威远继续求学。这时,新民丛报》、《新小说》等都已出版,我非常爱读它们。在当时,读书人总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我虽然对科举考试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也不得不去参加。不过这时的考试办法已经有些改变。从1901年起,开始废除八股,改考策论。于是,我便把学到的“新学”,尽量地塞进考试的文章中。那时要考取一个秀才,必须经过县考、府考和院考。县府两考每次考五场,差不多要半个月的时间。这对童生们说来,简直是一场灾难性的折磨。1902年,我去参加考试,县考和府考的成绩都很好。有一场府考还得了第一,阅卷的人在我的文章后面写了一段很长的批语,最后两句是“此古之贾长沙,今之赫胥黎也”。过院考的时候,因为我是府考最后一场的第二名,被列为“堂号”(前十名称堂号,是学政必看的卷子),但我的文章写得太长,到交卷的时候还没有写完,因此便落第了。我的亲戚朋友都为我叹息不止,而我自己却并不感到多么难受。现在看来,这恰是一件好事,它促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名叫周先登(克群),他本来对“新学”也很热心,在当时也是先进人物,就是因为他原是一个秀才,第二年(癸卯)又考中了举人,随后还到开封去参加了中国最后的一次会试(这次他虽没有考上,但以后也同那些举人、进士一样被送往日本留学),从此,他的思想就渐渐地走向反动(由于一昧崇拜康梁的改良主义而反对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