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山西给我的印象很美妙。
1966年前后，社会的管制已经趋严，各类书籍大多被当成毒草收缴，当时十来岁的我，只好偷偷翻窗户跑到被尘封的图书馆读书，间或偷出来几张木胶唱片听。其中一大盘《小二黑结婚》的唱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郭兰英银铃般的歌声，像流水一样，清澈甘甜，响遏行云。之后我又听了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中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到现在我都会唱：
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呀，哗啦啦啦流过我的小村旁……
在这些歌谣的熏陶下，山西在我脑海中形成了一副很清纯的形象：高天流云，溪水清冽，民风淳朴善良。日后接触多了以后，虽然觉得山西的清纯形象不再，但对山西在艺术领域的地位却认识得更加深刻。从编成于春秋时期的《诗经》中的“唐风”“魏风”十九篇——包括极负盛名的《伐檀》《硕鼠》等，到今天山西籍音乐家辈出，如郭兰英、关贵敏、阎维文、谭晶等，还有无数的民间艺人，山西可谓弦歌不绝，尤其晋北更是民歌的海洋。
关于山西的第二印象，就是“农业学大寨”。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盘棋，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我的家乡贵州山区同样在轰轰烈烈学大寨，“三战狼窝掌”等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因此我对山西的印象又多了一条：极度贫瘠。
在当时，大寨的名声比山西还响，山西只是大寨的陪衬，以至于后来我到山西，第一愿望就是拜访大寨，也曾与大寨时任掌门人郭凤莲有过两面之缘。当时大寨想往工业化的路子上走，我很诚恳地提了一些建议，可惜没能深入合作下去。
这些模糊的印象，是一个贵州大山深处的孩子对远方的遥遥一瞥。令我遗憾的是，在十年新华社记者生涯中，我长期从事宏观经济报道，可以说是几乎走遍全国，但竟一次都没有到过山西。最接近的一次是，我从陕西采访归来，站在壶口瀑布上眺望，黄河滔滔，山峦起伏，随行者说对岸就是山西，可惜始终缘悭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