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除了在文化上居于“天下之中”，更是地理位置上的中原，因此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成王败寇的主舞台。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司马光的这句诗，一语道出了河南洛阳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记述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是“中国”一词的最早记录，这个“中国”便指洛阳。
自夏朝肇始，至清王朝结束，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建都于洛阳。武则天尤为喜爱洛阳，把这个“东都”更名为“神都”，着力营建。由此，冠盖如云、气象万千的洛阳，正式步入巅峰。
在周、秦、汉、唐的一千五百多年间，整个华夏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都在黄河流域，天下格局也便以关东、关陇两大片区为重心。其中，长安（今西安）、洛阳是我国古代中前期绝对的统治重心。
西安、洛阳这两个城市我都很熟悉，也深度参与过城市发展的策划。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我深刻地理解了武则天为什么要做强做大洛阳。
同为帝都，洛阳与长安在文化上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长安就成了儒家思想的中心。长安城内无论士庶，皆以孔孟为尊；而洛阳却恰恰相反。自汉明帝建白马寺以来，洛阳便逐渐演变为佛教重地。北魏时期，拓跋氏皇族迁都洛阳，并且极力尊奉佛教，数十万佛像的龙门石窟便于此时建成。
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曾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段非比寻常的经历，使武则天对佛教充满好感，而洛阳的佛寺数量要远远多于长安，钟情佛教的武则天自然偏爱洛阳。
除了个人偏好外，作为政治家，武则天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虽然长安是唐朝名义上的治所，但实际上关中的土地承载力已经严重不足。虽然有轮耕、休耕制度，但长安城毕竟太大了。据现当代学者估算，当时长安城的人口达到八十万至一百万。如此高的人口数量，给粮食供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关中根本无力供养。为了满足长安城的粮食供给，朝廷不得不从产粮较多的洛阳调粮。即便如此，仍然常有粮食短缺，以致饥荒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