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初次见面寒暄时，除了聊天气、饮食这些缺乏营养的话题之外，打开话匣子的重要手段就是聊各自的家乡。就像喜欢品评人物一样，人们也喜欢议论地域，不止中国，全世界概莫能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也是个谁都能说两句的话题。
从1978年负笈北上那天起，家乡这个问题就困扰了我很多年。彼时的贵州在整个中国经济垫底、文化边缘，常常是“落后”的代名词。出到省外，免不了“君自何处来”的寒暄。我的回答百无聊赖：“我来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贵州的‘第三世界’黔西。”最后再加句“说了你也不知道在哪里”，以堵住别人的嘴。
大西南山脉间的贵州，多年来都有些灰头土脸：作为内陆，它没有沿海发达；作为高原，它没有西藏神秘；作为民族地区，它又没有云南那么多的风情；就算是同为盆地的省会贵阳，比之成都，富庶繁荣也差一大截。讲到贵州对于中国的贡献，仿佛除了“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这两个成语外，就只剩下“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的调侃了。
我还算勇敢，不掩饰自己贵州人的身份。很多在外的贵州人，提起贵州就顾左右而言他，以至于我见到一些稍微闯出点样子的贵州人，都恨不得把自己“漂白”，要不说自己不是贵州人，要不说自己虽然出生在贵州，但爹妈不是贵州人，以此脱离黔籍，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当四十多年前走出贵州大山时，我就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假以时日，三十年，四十年，在我们这代人乃至下一代当中，如果贵州真的能产生一批优秀人才的话，世人对贵州的看法才可能有所转变。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迹象终于在今天显露端倪了。
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中美关系”，审视中美关系经历过的历史，有几个贵州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使命特别重要。远的不说了，就谈谈龙世昌、戴秉国、龙永图、任正非这几个贵州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