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完整文化记忆的？贵州在文化上的实质是什么？什么时候才有一个的完整“贵州”？这些都是研究贵州时绕不开的问题。所谓的夜郎国，早已散佚在故纸堆中；真正普遍意义上的贵州，可以说是因路而生的。
清末民初，梁启超最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纵向的阐述方式，而无横向的观察角度。
现在中国历史的整体性，被西方民族国家视角的学术框架切割得支离破碎。因此，西方国家很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空间观，也想象不出昔日中华帝国的秩序和结构。
在古代，华夏之外就是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为南蛮的云南尚且有过大理国，在历史上还有一席之地，而贵州只有夜郎国的遥远传说。
在明朝以前，贵州基本上是蛮荒之地，社会形态是土司制，也就是少数民族酋长制，中土王朝顶多对其是羁縻遥领。
到了明朝，土司表面归顺，但是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自成一国。归顺与反叛、操控与反制、一统与分裂的明争暗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因此，明成祖朱棣下决心经略云贵，“改土归流”：中央派驻“流官”，架空土司。一边发官印，一边动刀兵，经历了数百年。有明一朝，土司既和日本、朝鲜一样作为朝贡体系的一员，又作为明帝国的行省存在，这种双重身份也体现出贵州地区的复杂性。
到清朝雍正年间，贵州才算真正纳入中土王权的管辖范围。
但是，其实在明朝，贵州就已经逐渐开化。有两个明朝人对贵州做出过关键性的表述，一个是被贬到贵州龙场（修文县治）当驿丞的王阳明，其职位相当于高速公路收费站的站长。他贬官贵州，龙场悟道三年，终于创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学”。现在的龙场简直成了道场，慕名参拜的人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