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普顿在心中积郁许久的怨气，终于找到了发泄口。
回到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后，他立刻写了一封寄往哈佛大学的信，信中充满了各种肮脏不堪的词汇，对着杜安教授就是一通破口大骂。
然后康普顿又致信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美国物理学会，向《物理评论》编辑部提出要求，他要撤回自己去年十二月底投稿的那篇论文。
他把论文重新整理一番之后，请人帮忙翻译成德文，转而寄往了柏林的《物理学年鉴》。
……
整个大洋彼岸的北美洲，收到本期《物理学年鉴》的，不只有芝加哥大学的康普顿一个人。
作为康普顿的死对头，哈佛大学的杜安教授也同样收到了这本期刊。
但因为此时他正一门心思扑在实验室里，想要尽快找到康普顿论文的荒谬之处，所以还没来得及打开杂志，看看世界上的物理学同行们又有了哪些新的发现。
直到两天之后，他收到了康普顿从芝加哥寄来的一封信，信中的文字污秽不堪，开头就劈头盖脸地对着自已一顿乱骂，把自己骂成了瓦釜雷鸣、尸位素餐、不学无术的碌碌之辈。
杜安一头雾水，心想，康普顿这人到底在发什么神经？
在信件的最后，杜安才看到了康普顿让他去瞧瞧最新一期《物理学年鉴》上的一篇文章，看一看固执的他是不是比普朗克和爱因斯坦还要聪明，还要正确。
其实杜安也不是什么草包，他不让康普顿的论文发表，并不是因为他不支持论文中所引用的光量子假设，恰恰相反，他是美国最早支持光量子假设的物理学家之一。
自从密立根用精准的实验，证实了爱因斯坦用光量子解释光电效应的正确性之后，杜安紧随其后，在1921年亲自指导手下的两名博士研究生，用X射线法重新测量计算了普朗克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