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劝我弃文渊于不顾”？朱棣紧接着反问了一句，“伯文渊陷在京城，本王救还救不出，如何弃之”？
营救伯文渊是郭璞、张正心、徐增寿、李尧等北方核心人物的建议，大伙认为无论伯辰是否有罪，无论他走多远，他都是北方六省的人，必须由北方六省来审理，外人都不能欺负。
“殿下心里明白，何须小僧臊聒。朝廷至今不定文渊之罪，难道是因为证据不足么？还是顾及着其儒学大家的声名”？姚广孝的分析一针见血。如果不是顾及到燕王朱棣和布政使郭璞二人措辞激烈的信，伯辰的案子造就定性了，根本不必拖延的到现在。
朦胧中，朱棣已经想到了姚广孝要说什么，但是作为一个王爷，有些话还是由臣下提出的好。轻轻叹口气，朱棣装作十分不忍的样子说：“可文渊毕竟是我北平旧人，弃之，难免伤弟兄之心。况且本王看不出此事与海关归属有何相关”？
姚广孝数着念珠微微一笑，仿佛早已预料到朱棣会这样回答，胸有成竹地回应道：“当然无关，可如果殿下将此二事给关联起来，岂不是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依贫僧之见，红尘之事，终逃不过交易二字”。
眼前形势很清楚，朝廷上新颁发三令，规范地方官员权力，统一税收和承认物权，至少前两条都是针对北方来的。而北方能接受的，却只有第三条。
有时候朱棣觉得自己的哥哥很可怜，从旁观者角度，他认为皇帝朱标为了朱家江山鞠躬尽瘁，对百姓也心存善念。可他手下那帮官员太坏了，那帮家伙把“轻、重、缓、急”四字做官真言悟到了极致，任何好的政令到他们手里都会变味道。放下自己和哥哥的利益冲突不谈，仅仅从维护当地吏治角度，就不能放朝廷的人进来。可拒绝朝廷政令需要理由，没有合适的理由，双方起冲突时，北方从道义上站不住脚。郭璞、徐增寿都是侧重于从常理上考虑问题的人，他们至今为止给燕王的最好建议是部分接受这两条政令，争取官员自主任命，此后北方六省的开销要从上缴给朝廷税款和海关税收中截留。可不给哥哥点儿好处，朝廷能答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