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例假来得很早。十二岁的一个晚上，我和杨雪一起在槐花洲政府大院看电影，忽然觉得内裤有些粘，预感到我流血了。在我的母亲张惠还活着的时候，她很早就告诉我，当有一天你流血了，那就说明你长大成人，不再是一个小孩子，而是一个姑娘了。
有关于流血的前因后果，张惠对我的交代毫无保留，她是我真正的生理老师。所以我一点都没有惊慌，我对杨雪说，我成人了。
我跟杨雪一起回到家，我去厕所验证了一下，杨雪也去了趟厕所，回来后跟我说，我也流血了，让你传染了。
杨雪的妈妈王小雅有些吃惊，她说，你们才只有十二岁啊，天哪！不过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在西方，是应该给你们行成人礼的。
王小雅跑到供销社去给我们两人买回卫生用具，然后拿了一卷卫生纸给我和杨雪做示范，教我们把卫生纸叠成一个长条，塞到卫生带里。第二天，我就能熟练应付结构复杂的卫生带了，甚至能把它的两根带子在腰上系出一个好看的蝴蝶结。
一九八七年夏天，王小雅从县城回来，给我们买了好几包卫生巾。她很神秘地对我们说，以后咱们就不用每个月往身上系卫生带了。
这样，十五岁的我和杨雪就成为槐花洲最早用上卫生巾的女孩子，此后我们终于弃用每次都要绑在腰上长达三天、直到血迹斑斑才能拿下来清洗的卫生带。
陆续有女生来例假了，但是她们尚不知卫生巾为何物。在槐花洲初中的公共厕所里，女生们还在使用血迹斑斑的卫生带。上世纪八十年代，卫生巾是我和杨雪有别于她们、有别于槐花洲的又一个有力物证。
当我从槐花洲初中考到天津去读书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卫生巾和来例假一样稀松平常，卫生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小两岁的女生甚至不知其为何物。而且大家对例假共有的尊敬态度使之俨然成为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那时候每天早晨全校同学排成四列纵队绕操场跑步，来例假的女生享受特别待遇：可以站在操场上，不必跑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