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戴“商儒”的帽子
1992年，我以专业作家的身份下海，故好事者常以“儒商”誉之。每到这时候，我就感到莫名的尴尬。虽然，我在《中国需要儒商》一文中，对儒商大加赞扬，但临到我自己头上，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在文人下海的大潮中怀着荆轲式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情，告别文坛而投身商海的，虽然赚钱不多，但感慨却不少。
下海头两年，人家称我为儒商，我哼哼唧唧，不置可否。因为你毕竟坐上了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朋友们单看这个，就断定你是一个成功者，却不知这是“打肿脸充胖子”，个中蹊跷，不好在这里道破。两年之后，我比较明晰地看到自己并非商业奇才。虽然能赚一点小钱，却做不下富甲天下的霸业，因此就不再想唱荆轲式的“壮士歌”，而改唱李太白的“蜀道难”了。最重要的，由于我固守了二十多年的文人传统无法改掉，故在商人堆里总有些不自在，这好比一个人坐在一群猴子中或一只猴子闯进一群人里，有那种“物不类聚”的尴尬。
“洛阳虽好不如家”，我动了回到文坛的念头。但一经与过去的文友们相聚，我就知道文坛我也回不去了，毕竟接受了几年商业生活的改造，对文坛上的门户之见，鸡肠狗肚的小家子气，也很不习惯了。因此我便过起了两头都挂着，或者说两头都挂不住的“两栖人”的生活。
这时候，人们再称我为儒商，我就会对他们说：“不对，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
顾名思义，儒商是知识分子商人，那么商儒呢，就应该是做点小生意的知识分子了。所不同的是，前者重在商而后者重在儒。
我最初说出“商儒”这个词，是在和老作家徐迟的一次谈话中。当徐迟问我怎么处理商业与文学的关系时，我说：“儒商是把学来的知识用于赚钱，而我却是想把赚来的钱用于文学。这么说，我不是儒商而应该是商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