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拐点的高考中的我(1/3)
自打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每年一次的高考已经有四十次了。但是，人们逢五逢十纪念的，也就是1977年，也许还要加上1978年开头这两次。每到这个时候，社会各界人士，好像总有好些话要说。
当然，这两次高考，的确有点儿传奇性--还没有改革开放，但高考却冷不丁恢复了。在这两届高考之间，政治形势一日几变。1977年高考，黑龙江的政治试题还要论证“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而到1978年高考结束，“**”已经被否定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几个月的工夫。
有消息说高考要恢复的时候，我正在黑龙江兵团四十团的一个连队里做农工，干的是兽医的活儿，但“妾身未明”，领导并没有明确我就是兽医，所以，时不时地还要帮养猪班的人干点儿活儿。消息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正在猪圈里给猪打针。自家有病自家知，对于自己能不能参加高考，心里一直打鼓。因为，我中学毕业前夕被人告发，说我说“**”的坏话，结果被大整一顿，全团批判，全师通报，连毕业证都没有。自1974年中学毕业以来，一直在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又脏又臭的猪倌。其间，连写个小说散文想要发表，每次也都被挡在政审上（杂志发稿前，会发封信给我们团宣传部，询问我的政治状况）。
事实上，此番参加考试，我们团虽然没有拦我，但我心
里有鬼。我们团也没有几个人认为我能考上--倒不是担心我水平不行。其实，那一年由于是仓促上阵，各省出题，考题在今天看来，相当的弱智。数学题连我这个没怎么学过、也没有复习的人，大体都能做出来。我考的是文科，语文、数学、政治各一张卷，历史、地理一张卷，卷子上就没有什么难题。古文翻译，就是《列子·汤问》上的《愚公移山》，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跟我同考的上海知青，把“愚公长太息曰”，翻成了“愚公的大儿媳妇说”，我听了也没笑，因为比他差的人更多。当年应考的，我们那一个小小的团看上去满坑满谷。初试的时候，就有一大批人趴在桌子上学张铁生给领导写信，说自己虽然不会答题，但根正苗红，思想进步，请予考虑云云。所以，77级大学生自夸能在十万比一的重围中杀出来，也用不着太自豪，当年整体上，国民的知识水平实在是有限。被拔上去的，不过是稍微长一点儿的筷子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