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儿保侄话邓攸(1/3)
我们的文化中，似乎总有一种好走极端的审美观或曰价值判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且好极而言之，绝而对之，甚至荒而诞之。这种思维方式谬种流传，从古到今，绵延不绝。说人坏，往往不把他说得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就不过瘾。说人好，或倡导忠孝节义，则舌吐莲花、笔走龙蛇，不惜一切地美化之，神化之，甚至魔化之。总之不把人说得不伦不类，添之一分则谀、减之一分则瘦乃至人性全无不罢休。此如文才盖世之罗贯中都不能免俗。鲁迅先生就斥其“状诸葛之多智近妖，状刘备之长厚近伪”。再如《二十四孝》中炮制的一些典故，如“郭巨埋儿”，为了强调孝心，就（我认为一定是）造出一个名叫郭巨的晋人，因为粮食不够吃，为了保证供奉老母，居然就把自己的亲儿子，母亲的亲孙子生生活埋！作者的本心无疑是在弘扬孝道而炮制这么个惊世骇俗的楷模，结果这种违背人性的典型除了适得其反地让人毛骨悚然望而却步，焉有它效？
无独有偶，或许就是在这种极端化的忠孝文化和大义精神的催化之下，同样是在晋代，还真出现了一位实有其人的“大义者”邓攸。说其真，是因为其人其事，不仅载入《世说新语》的“德行篇”，还被晋书收入《良吏列传》，以至流“芳”千古（依我看是遗臭万年），影响至今。
且来看看这位邓大义人兼邓大良吏的行状究竟如何吧。
邓攸，字伯道，系东晋元帝时人。官至尚书右仆射，死后被追赠为光禄大夫。
邓攸系平阳襄陵人。早年即丧失父母。但以孝友闻名于世，因此，也因为其祖父曾为中庶子，邓攸得以承袭祖荫，“年逾弱冠”即入朝担任了太子洗马一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河东太守。但这远非邓攸后来仕途发达和扬名千古的原因。其能名列《良吏列传》，主要缘于其后的两大辉煌事迹。其一就是骇人听闻却流传千古而为《世说新语》“德行篇”肯定，并为晋元帝和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称道和褒扬的所谓“舍子保侄”之“义举”。而就其实际效果，至少是就我和今世的许多读者而言，恰恰是这一令人匪夷所思并作三日呕的所谓义举，让我对这个沽名钓誉到丧失人伦、人性全无的邓大义人，充满了复杂而难言的憎厌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