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1/3)
一、魏晋佛教史
魏晋以来，时局纷扰，传统儒学名教解体，名士避世弃儒，趋附老庄“以无为本”思想而蔚为风气，因其立意渺玄，故称“玄学”或“清谈”。当时佛教般若“性空”之学甚契此派“贵无”[1]思想，又有学通儒道、博学多识的道安大师及弟子慧远等，有系统地融和、开展，故玄谈名士莫不以“般若性空”充实其学，或增清谈之资，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阶层而迅速传播。
三国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学及译经为主，朱士行[2]曾于洛阳开讲《道行般若经》，并以“诸未尽善”而西行，求得《放光般若经》，可见此时对般若之学已有新的要求。在译事方面，特别重视戒律的译介，昙柯迦罗译有《僧祇戒心》、昙无谛译出《昙无德羯磨》，而开中国戒法的传承。
因避战祸，僧人多从北方来到南方，因此，吴代建业的佛教，多由关中、洛阳一带传入，如安世高、支谦等。安世高原为东汉末年译经高僧的代表，其行走路线正可显示佛教已由北渐向南传播。支谦[3]汉文造诣很高，发扬支谶般若一系，译经甚多。其中《大明度无极经》乃《道行般若经》的同本异译，系内启两晋般若之学，外导六朝清玄之风的重要经典。吴地佛教另一位重要传播者为康僧会[4]，乃佛教史上记载第一位自南（交趾）向北弘法的僧侣，曾学安世高禅数之学，最具代表的译著为《六度集经》，孙权为其建“建初寺”，乃江南佛寺之始。
西晋时代，佛教活动仍以译经为主，竺法护[5]为当时的代表，所译经典有《光赞般若》、《维摩》、《宝积》、《涅槃》、《法华》等各部类经，对于大乘佛教的开展，影响甚巨。其中，《正法华经》的译介，使观音信仰普及于民间，为鸠摩罗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