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茅公“五卅”文章(1/3)
前些日子与某学院的文学系的同学座谈，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便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一位教授，重新给现当代中国作家排座次，这本是一件见怪不怪，其怪自灭的事。但如今好事之徒甚多，无聊的小报也不少，于是沸沸扬扬，成为1994年尾文坛一条花边新闻。
其实，中国新文学开创者之一的茅盾先生，一巴掌被这位教授从第四位打落下来，而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则被推崇到这个星座上。纯系个人见解，他愿意这样看，有人愿意这样听，都无伤大雅。正如那位与阿Q先生谊属同乡的老通宝先生，不相信洋蚕种，非相信土蚕种一样，也如蔡元培当北大校长时那位拖辫子的辜鸿铭教授，爱闻女人裹脚布的臭味一样，属于嗜痂之癖，不必太当真的。
紧跟着，另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连忙呼应，下聘书请金大侠任该校教授。可见中国人对于名次观念之深，因为哪怕随便上个主席台，吃酒席，集体照相，也得把座位前后左右，斟酌备至，商量再三。金庸先生的行情忽然见好如此，以致堂堂学府，慌不迭地奉上教授桂冠，某学术性出版社连忙出全集凑趣，这倒变得有些可乐了。
上尊下卑，长幼有序，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的一部分。而纲常就是对付像老通宝这种永远在压迫的最底层的老实农民的，祖先当了长毛，还得逃回来当地主的奴隶。流氓无产者阿Q，就洒脱多了，如果他革命成功，不但要睡赵司晨的妹子、邹七嫂的女儿，在赵庄领导人中间，说不定还会有他一个座位呢？所以，这种排座次行为，实际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政治文化现象。由于历朝历代的农民革命，都是一呼隆地揭竿而起，谁不比谁多一块，但谁也不比谁少一块，只有经过造反、起义、失败、成功、转战、流亡、内讧、互斗之后，才逐渐形成领导集体和领导人物。于是，权力的分配就体现在排座次上了。因此，这种水泊梁山式的谁坐头把交椅，谁坐二把交椅，甚至火并，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绿林气息，由来以久，深入人心骨髓，我们这位教授，好像也难能免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