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鸩止渴，和竭泽而渔，并不太一样。
于治国上，饮鸩止渴，更多的是指明知道日后的危机，但为了一时急用，不得不主动埋下这个危机。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王朝中后期，开始玩饮鸩止渴的套路。
比如刘钰两淮盐改之前，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的盐政改革，那就是标准的饮鸩止渴法，而不是竭泽而渔。
袁世振的改革，等于一次性打包出让了食盐这等国家经济命脉的收买运销之权，并且可以世袭。
好处是，在万历四十五年这个风雨飘摇的节骨眼，筹到了盐税。
当然，坏处是，连改革的袁世振也很清楚，一次性打包出让食盐的收买运销之权，日后必要出大麻烦。
只不过，饮鸩止渴者的想法，无非两种。
一种，便是王八蛋才活二百年呢，相信后人的智慧，能解决这些麻烦。
另一种，便是先把毒酒喝下，不喝就要渴死。只要活着，便有无限可能，说不定毒发之前，就能找到解药呢？若能吃了解药，那岂不是还白白的嫖了一杯酒？
现在皇帝说的这番话，需要先弄清楚，皇帝说的鸩酒，毒性到底发作在哪？解药，又是针对什么的？
如果不搞清楚这一点，就很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偏差。
在刘钰看来，这么搞，对大顺王朝是毒酒，因为先发地区的资产阶级，力量一旦壮大，就不会老老实实地不去吃掉内部市场。
这是刘钰理解的饮鸩止渴。
是从阶级的斗争的角度去理解的大顺王朝的鸩酒。
而在皇帝看来，这杯鸩酒，更多的，还是一种技术问题。
即，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内部货币的统一、货币大量集中在先发地区、私有制和土地买卖不变的所有权基础下，这么搞，会导致“兼并”的速度急速飞升。
而“兼并”，在皇帝看来，才是真正的危险。所以，皇帝所谓的饮鸩止渴，是从技术和经济角度上理解，认为工商业发展的束缚被取消之后，会导致货币集中，最终兼并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