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征税、或者不统治。
而是说，在这里，征税是为了摧毁或者扶植印度的某项产业；统治是为了资产阶级更为方便地劫夺利润。
李欗想要通过一些手段，摧毁印度的制糖业，是如此。
刘钰想要通过对种棉业的扶植，发展印度的棉花种植业，也是如此。
可能前者许多加税、而后者不但不加税甚至一定程度的免税。
对于李欗的这个思路，整体上，的确是有可能性的。
好望角以东、日本以西，真正能够在制糖业上竞争的，无非就是南洋和印度。
区别就是，南洋制糖业，可以使用华人、也更倾向使用华人，方便迁民、也方便连接东北大豆产区和甘蔗种植区的贸易。
印度制糖业，即便说种植园主、糖厂主是华人，但他们也绝对不会用大顺的迁徙者，因为用工成本显然高于用本地的印度人，尤其是配合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土地制度。
除此之外，倒也没什么“竞争”可言了。
历史上日本在18世纪倒是尝试过引种甘蔗自己榨糖，因为日本的饮食问题，使得日本嗜糖。
但显然，日本尝试自己种甘蔗，与瑞典人尝试自己种桑树养蚕，没有任何区别。这玩意儿，说白了，真就是个看老天爷脸色的产业，你再有本事也没办法在纬度颇高的地方种甘蔗、种桑树。
是以，这一套东西若用得好，确实是非常有助于移民的。不只是南洋，更是松辽分水岭以北。
见李欗已经算是可以熟练地掌握这一套东西，刘钰也就听完了李欗关于剩下两个方向的“大豆市场”的论述。
整体上，思路是可取的。
甚至可以说，是考虑了具体情况、具体问题。
苏、鲁地区的思路，无非就是适当转型，利用海运优势，不必考虑粮食不足，强制赎买后发展小农经济的经济作物。